作为历史史诗题材的经典之作，《大秦帝国第二部：纵横》将视角推向了战国中期最为波谲云诡的时代。此时，秦孝公与商鞅打下的法治根基已然稳固，新君秦惠文王嬴驷登基，秦国从求生存的闭关自保，全面转向东出争雄。列国之间合纵与连横的激烈对抗、大争之世的风云变幻，构成了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。然而，影视艺术毕竟不等同于严苛的编年史，《大秦帝国第二部》在重现历史神韵的同时，也为了戏剧张力与人物塑造，对真实历史做出了不少艺术加工与调整。

剧中最为显著的历史差异，莫过于纵横名家苏秦与张仪的交锋脉络。长期以来，受《史记》等早期文献的影响，世人多以为张仪与苏秦同处一世、相互角力，剧作也沿袭了苏秦合纵六国抗秦、张仪连横破局的经典对抗模式。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问世后，历史学界已明确证实苏秦的活动年代其实显著晚于张仪，在秦惠文王时期真正挂六国相印发起合纵抗秦的骨干是公孙衍（犀首）。电视剧为了强化宿命感与智谋碰撞，将苏秦的生平提前，构建起双雄对决的宏大格局，这一改动虽与严谨史实存在时间错位，却极大地增强了戏剧的戏剧冲突与观赏性。

在人物性格与情感线索的刻画上，剧集同样进行了深度的戏剧重构。以核心女性角色芈八子（即后来的宣太后）为例，剧中的她敢爱敢恨、机智洒脱，与义渠骇之间更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恨纠葛，展现出丰富的女性柔情与性格成长。然而在真实历史上，芈八子是一位不折不扣、手腕极其铁血硬朗的政治家。她与义渠王的关系本质上是冰冷的政治交易与权谋布局，甚至在甘泉宫诱杀义渠王、全面吞并义渠领土的过程中表现得冷酷果决，鲜有影视剧中那般浪漫多情的温存。

此外，诸如秦惠文后魏纾等后宫人物的悲剧宿命与家国挣扎，大多属于剧作者的文学虚构与丰满。历史上关于惠文后的记载语焉不详，剧中将其塑造成魏国公主，并将秦魏两国的国仇家恨融于帝王后妃的情感裂痕之中，赋予了冷硬的秦宫以幽微的人性温度。在邦交与战争层面，张仪欺楚、丹阳蓝田之战等重大事件虽然保留了历史大势走向，但外交博弈细节被高度浓缩与艺术提炼，淡化了真实地缘政治中漫长的利益拉锯，转而凸显纵横家舌战群雄的言辞机锋与智勇决断。